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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是指我国居民与非居民间发生的一切经济交易。银行结售汇是指银行为客户及其自身办理的结汇和售汇业务，包括远期结售汇履约和期权行权数据，不包括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银行结售汇统计时点为人民币与外汇兑换行为发生时。其中，结汇是指外汇所有者将外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售汇是指外汇指定银行将外汇卖给外汇使用者。结售汇差额是结汇与售汇的轧差数。银行结售汇形成的差额将通过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平盘，是引起我国外汇储备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不等于同期外汇储备的增减额。

昨日黄金市场区间整理后延续大阴回落，行情早盘开盘在1240美元后行情先拉升，盘中触及到了1245美元后行情走势和前一日一样回落，盘中跌破前一周的低点1236的位置后行情加速下行，触及年内低点1226美元附近后行情整理，日线在1230美元下方以一根上影线很长的大阴线收线。

与注册制配套的系列基本制度改革也经受住了市场检验。发行交易、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退出机制、持续监管等制度创新平稳有序。“科创板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在于支持了一批符合科创定位的企业上市，支持科技创新的效果初显。”易会满说。截至近期，上交所已经受理了168家企业科创板申请，已审核通过84家，证监会注册60家。不少科创板企业在细分领域是领军者，业绩增速明显高于全市场，上市带来的增信效应、声誉效应、示范效应开始显现。“经过一段时间，相信科创板会培育出伟大的科技公司。”

路透社19日称，前防长马蒂斯因与特朗普的政策分歧突然辞职后，56岁的沙纳汉于今年1月成为代防长。而沙纳汉的辞职标志着美国国防部长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突然换人，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人事变动，这也预示着五角大楼没有正式防长的日子还要继续下去。

王玉煌团队打算继续精炼这一方法，以精确控制三粒子的合成，研究其基本光学性质。这项研究有望促进生物成像、化学传感、能量捕获、固态计算和量子计算等技术领域的发展。好像注定要在晚年要转行从事历史研究似的，在出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前，我先是兼任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是由从事中共党史、国史、军史、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团体或人员自愿结成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高等学校陆续招生，重新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四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社会科学界面临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艰巨任务。就中共党史课程而言，由于一大批重要党史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污蔑、批判和迫害，党的历史受到伪造和歪曲，中共党史教材的编写面临很大困难。

第二届党史人物研究会也遇到了新问题：一是什么标准入传。革命烈士和革命前辈千千万万，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值得弘扬和光大，究竟选谁先入传？选谁进“全国党史人物传”（一些省市县也分别搞当地的），是个颇费心思的问题。以职级、资历为标准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有一些著名的烈士和英模人物，职级不高，入党时间不早，甚至没有参加共产党但一直献身革命事业事迹十分突出，怎么办？比如恽代英烈士，他最高的职务是中宣部秘书长，而他的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曾经请示上级组织部门，并请示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总政等，都没有明确的回复；那时中宣部还没有推出“双百人物”，军委还未确定36个军事家。我们只能参照历年宣传的惯例和实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时中央对不同时期离休干部待遇方面的一些规定，并尽可能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党史分作若干时期、若干根据地、若干方面军、若干条线，就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理论宣传、隐蔽战线等方面的人物分别进行排列、比较，然后征求妇联、工会、安全部、外交部、军科等部门研究室（所）的意见，确定哪些人物立即列入计划组织编写，哪些从缓，哪些建议列入地方党史人物传。好在编写党史人物传是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这方面的失误或不当随时可以纠正。二是如何排除干扰，秉笔直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进入新时期后，退下来的老同志成了党史工作的生力军和最重要的党史资料征集对象，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借机申诉翻历史旧账的问题。有些回忆突出自己、贬低别人；有的子女出钱为自己的父辈写传，有意混淆一些已经十分清楚的历史结论。有位陕北籍的老同志，也是中顾委的委员，他对涉及陕北肃反问题的好几篇传记的写法不满意。他直接找我谈了多次，又动员几位当年和他一起闹革命的老同志，以及一位在中央党史部门工作的同志（其父亲当年也是此事的参与者），找我谈陕北肃反错误中的是与非。他们可能以为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呢，但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早就听过去一起工作或熟识的马文瑞、吴岱峰、白栋材、杨和亭等同志介绍过，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组部甄别平反工作中我也接触过一些相关档案。我让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调来的秘书蒋建农找来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五个历史文件看，并上门请教两次受中央委托参与解决这一历史问题的王首道同志。结果证明那位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意见是不确切的。于是，我要求负责审稿的同志严格按照中央的结论把握审稿标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和其他同志都遇到过一些。三是因为党史人物会毕竟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每个传记的作者多数不是被其单位指定的或承担的是其单位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他们在经费、时间、查阅档案、调研采访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确定的编写计划涉及某些省某些部门，需要他们的大力支持；人物会日常的挂靠单位、社团管理、办公地点、出版物的印刷、审稿等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对于我来讲，已经有好多年不大接触这些具体事情了，但我深受人物会那些高校老师和其他学者的艰苦奉献精神所感动，所以我不畏烦琐，尽可能地为他们做好后勤服务工作。那个时候，研究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只拨给研究会2000元的经费，杯水车薪，难以为继。我记得1992年二三月间，党史人物研究会借用一所学校的教室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后，大家在学校食堂吃了顿很简单朴素的大锅饭。张罗会议的同志对我说：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开会，委屈您了。我说：我们缺乏经费，委屈的是学者们。为了维持编审出版和日常活动的经费开支，我找了武汉的邓斌、周垂远同志捐助了一部分基金，想尽办法，基本维持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出版费用。